红船来稿丨第一代军工人不懈奋斗的故事(二):自力更生创奇迹

2019年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盛大阅兵至今让我们激情澎湃,它展示出中国国家实力的强大、军备力量的雄厚,也彰显出人民军工几代人为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安全作出的卓越贡献。

我的父亲罗坦有幸成为这千千万万在中国领导下的军事工业第一代人民军工中的一员,从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后分配到延安中央军工局兵工厂从事枪炮制造,他就一辈子也没离开党的军工战线,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新中国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从当年的土法造枪造炮到新中国成立后创建我国包括兵器、航空、核武器、舰船的国防工业和管理,参与建造我国自主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第一艘导弹驱逐舰、第一艘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专用测量船等新型第一代舰船的研制生产组织领导工作。

他和他的战友们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军工报国、甘于奉献,为国争光、勇攀高峰”的军工精神,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为国家的国防建设、国家的繁荣富强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这里我想讲讲第一代军工人暨开国军工们那些气壮山河、波澜壮阔的奋斗故事。

随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弹药用的越来越多,军区首长决定迅速生产高能黄色炸药用于装弹和爆破。我的父亲母亲和他的战友们从延安来到贺龙领导的晋绥军工部报到,我父亲担任军工部工程处科长并兼任第四兵工厂副厂长。

从小我们就知道父母当过八路军,我们曾问过父亲“您和妈妈与日本鬼子打过仗吗?打死过日本鬼子吗?”父亲一一否定。我们便奇怪地问:“不跟鬼子打仗,那你们在根据地干什么呢?”这是我们许多军工后代与父母的经典之问。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太知道,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无数军工战士的杰出代表吴运铎,当年在新四军抗日敌后根据地研究试制枪炮武器的过程中,三次身负重伤,被炸掉了左手四个半手指,炸瞎了左眼,右腿被炸断,身上满是伤疤,还残留着弹片,仍忘我工作。他1953年纂写的自传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先后发行了1000多万册,被译为俄、英、德、日等多种外国版本,在青年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因解放后我父亲与吴运铎同在一个军工系统,他们有时在我家谈工作,爸爸还请他给我们在家的孩子讲他的故事,我们和吴运铎的子女在同一所小学上学。我们曾问父亲“您和妈妈在根据地是不是和吴运铎叔叔一样,常常遇到危险啊?”父亲深情沉重地告诉我们:“我们在抗日战争敌后根据地,为实验制造军火,有太多太多像吴运铎叔叔那样受过重伤依旧坚持工作的人,还有无数有名无名英勇牺牲的人……”

我父亲所去的四厂即是晋绥军工部火炸药厂,生产环境极其艰苦,条件非常恶劣。

当时,不得不使用简陋的陶瓷酸塔,耐腐蚀性、密封性都不好,经常发生二氧化硫外溢现象。同时,当时条件下,不得不采用手工硝化,以至于军工战士们的衣服很快被腐蚀烂了,皮肤被腐蚀得一层一层脱落。硝化水银(雷汞)毒性更大,有一点接触都会引起头痛、头闷,操作2个小时,头上的血管就胀起来,眼睛充血、嘴唇发黑。大多数人患了喉头炎、气管炎、肺结核。我们年龄很小时就知道爸爸常患肺病,工作劳累就会引起吐血。

由于很多人牙齿珐琅层被腐蚀掉了,有些人病倒了,军工战士们的脸色苍白、皮肤脱落、衣服破烂,有人说四厂是“叫花子厂”。

可是父亲和四厂的军工战士们却认为,我们的事业是光荣而有意义的。“大家都怀着对敌人刻骨的仇恨,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和反动派,像前方战士一样不怕流血、不怕牺牲、英勇奋战!”

正是这样一群貌似“叫花子”的,起初既不懂也不会制酸制药的军工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硬是半年多时间内建成了西北最大的火化工厂,从无到有,开创了生产高效炸药的历史。

中国八路军、根据地、解放区在极端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能大批量生产无烟火药和烈性炸药,是中国近代军工军事工业史上的一个奇迹。既是一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的胜利凯歌,也是一座奋不顾身、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历史丰碑。从这一年开始,解放区生产的炮弹、枪弹、手榴弹不再装填黑色火药,全部改装自己制造的油双基发射药和烈性炸药,其性能和爆破杀伤威力,与当时缴获军队的美制炮弹不相上下。

为了纪念这段历史和缅怀在军工生产中献出宝贵生命的同志,晋绥军工部在山西省临县林家坪修建了西北军工烈士塔。1948年、周恩来、任弼时等亲临烈士塔前。

为《西北军工烈士塔》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贺龙题词,“晋绥军工烈士们:你们所流的血汗和前方指战员所溅的血光,同是人民解放事业伟烈的贡献!”

在陕北、晋绥那些艰苦的岁月中,我们家有三个孩子因生活艰苦、缺医少药,最终未能存活下来,永远地埋在了绵延苍凉的黄土高原上。

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我军的军火供给大部分取之于华北解放区。战役后期,1948年12月17日主席用朴实的文字在为中原、华东两人民司令部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中文采飞扬的写道:“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我们的飞机坦克比你们多,这就是大炮和炸药,人们叫这些做土飞机、土坦克,难道不是比较你们的洋飞机、洋坦克要厉害十倍吗?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这里所说的土飞机、土坦克就是华北解放区军工生产的炸药和重迫击炮及炮弹。

被誉为“土飞机”的“炸药包投掷简”和“圆盘药包弹”正是从延安军工走出的时任晋察冀工业局副局长刘鼎发明创造的。工兵炸药在解放战争中成为我军克敌制胜的一个重要法宝,成为近代军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

为便于火炮的运行,军工技术人员设计成驮载式鞍具,炮管和炮架可以分解,一匹骡马可驮载一门炮。不论是大路小路,山川平地都能畅通无阻,机动灵活,行动方便,安装迅速,随行随战,战士们誉称“土坦克”。第一批制造的“土坦克”参加晋南战役,战功显赫,备受我军指战员的赞扬。1947年12月4日,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滕代远、政委,专为此事从前线给、中央工委发电报告:“此次运城外围战斗中,我太行自制十二公分重迫炮及十五公分重迫炮,威力甚大。近俘称,对我此炮,极表恐惧,且至今不知系何种炮。”

在1948年12月24日全国兵工军械会议说“兵工同志对人民解放战争是有贡献的,他们的工作是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条件之一。”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有一行人身穿深色军服人员站在城楼东侧临时搭建的观礼台上检阅军列式。

辽沈战役之后,东北全境解放,几十年被俄、日、蒋介石时期先后建造的军工企业及重工业纷纷被人民政权接管、重建并迅速恢复生产。这批神秘而特殊的人员即是1949年9月按照党中央西北局彭德怀、的指示,准备赴东北考察兵工企业和工业基地,迎接全中国的彻底解放,为解放大西北、大西南进行军事管制和工程技术准备,由时任西北军工局局长的蒋崇璟同志组团的军工局各兵工厂厂长、工程师,有罗坦即我父亲和他的战友刘柏罗、梁松芳等24人,1949年9月29日他们进入北京,经彭德怀总司令和直接批准,他们荣幸的参加开国大典。

当毛主席那浓重的湖南乡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今日成立了!”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来的时候,现场的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伏。阅兵式中当看到我们的部队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各种武器装备驶过检阅台时,更激励这些军工人恨不得长出三头六臂,使出全身的力量,尽快建设和创造符合我军特点的军事武器和装备,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大西南,解放全中国作出贡献。

1949年11月30日,在我父亲和他的军工战友们完成了西北晋绥革命根据地军工建设任务转交地方后,奉命转战西南接收蒋介石的军工企业。我们全家随二野刘邓大军、贺龙十八兵团进军大西南,1950年10月正在召开全国第一次兵工会议主题是“减产转业”。在得知中央作出抗美援朝的决定后,作为主持会议的重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立即将会议主题改为战备动员会,组织全国军工战士紧急动员,昼夜生产,支援前线。特别是紧急研制反坦克火箭筒、无后坐力炮和破甲弹调往前线,压制美军坦克,扭转战局。

1950年10月正值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我父亲罗坦调往重庆的中央兵工总局西南兵工局任处长,他与西南兵工局同志用了不到一年时间组织生产出11种武器。在以、贺龙为首的西南军区的领导重视和指导、支持下,重庆各兵工企业夜以继日地生产枪炮、弹药。50兵工厂接到命令后,全厂总动员,加班加点,总计生产2000多门无后坐力炮送往朝鲜战场前线军用它在朝鲜松骨峰打出了“万岁军”军威,战士们称它为“万岁炮”。

1951年我父亲与西南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到北京面见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并立下军令状,按时完成生产“37”高炮的任务。在一年的时间里“37“高炮如期完成试生产,炮筒还没来得及油漆立即被运往抗美援朝战场。“37”高炮因大量击落美军低空机群,被志愿军称为“铁扫帚”。【作者:蒋爱丽,系延安老军工罗坦之女、中国船舶集团公司离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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